陳逸飛所作江南水鄉

作為中國東南核心的“江南”，是歷代文人學者不斷構想的、時空界限難以固定的歷史文化區域，所以稱“文化江南”。如果說“文化”是歷史的投影，那“文化江南”的地緣結構及其歷史變遷，就決定了“江南文化”內涵與外延的發展變化。雖然“文化江南”可判為大、中和小等不同范圍類型，但實質上都是江南地緣結構演變之一體多相。

“地緣”是由地理位置聯系而形成的系列關系。“地緣關系”是指以地理位置為紐帶而形成的、一定地理范圍內共同生活、活動、交往而產生的區域社會關系。“地緣結構”是建立在地緣關系要素之上的，既具有時代共性又具有地域個性的多維區域空間結構的功能有機體。明清以來，建立在地緣關系要素變化之上的江南地緣結構之變化，體現為多維區域空間結構的現代轉型。特別是明代中期以后，隨著國內社會經濟發展和西方殖民勢力興起來華，東南中國與西北中國的戰略格局發生根本變化，江南區域的地緣結構也相應發生較大變化。東南中國由“后院”變成“前庭”，江南地緣要素發生變化，形成現代江南的性質特征，是今天劃分江南歷史地理范圍的基本依據。以下試分析“江南”在明清以來的地緣生態結構、地緣政治結構、地緣經濟結構和地緣文化結構的轉型情況。

一、江南地緣生態結構之轉型

作為空間結構中海陸復合的時空壓縮體，“江南”在生態環境方面自古就有“三江五湖”之稱。“三江”一語出自《尚書》和《周禮》等歷史典籍。《尚書?禹貢》曰:“淮海惟揚州，彭蠡既豬，陽鳥攸居，三江既入，震澤厎定。”“三江”方位，歷代學者多有異說，其中“北江、中江、南江”說最有代表性，該說源自班固《漢書?地理志》，經《水經注》等補充完善，簡稱“漢志三江”。

其中，“古北江”即今長江下游揚子江，“古中江”即古胥溪運河今蕪申運河，“古南江”即今新安江到錢塘江。“漢志三江”水系在歷朝歷代都有很大的變化，構成了“三江江南”的生態環境基礎。今皖南、蘇南、浙江與上海水系相連，均屬古代“三江”范圍之內。其中有關“古中江”方位及變遷爭議較多。《禹貢·導江》說“東為中江入海”。古中江上游青弋江、水陽江兩流域與中游太湖流域水系相連貫通，兩流域之間有一溝通太湖和古丹陽湖的胥溪運河，其關鍵河段在高淳東壩和下壩之間的分水嶺處，自春秋至唐代一直通航，至唐末水利失修、航運不暢。明太祖定都南京，重開胥溪。嘉靖三十五年倭寇入侵，商旅皆由東壩往來，遂自壩東十里增筑“下壩”，東壩則稱“上壩”。胥溪因此被截為三段，東壩以西稱“上河”，下壩以東稱“下河”，兩壩之間則稱“中河”。從此胥溪運河分成梯級，壩與壩之間分節通航。

到明清時期，長江下游各大自然水系，經過眾多的水利工程建設，形成了水網密布的江南魚米之鄉，是江南生態地緣結構近現代轉型的重要表現。相比其他區域，“三江江南”最大的生態特征是因水而成，其自然生態結構首先體現為長江下游江、河、湖、海航運及水利灌溉聯成一體，使長江下游三江五湖成為一個基本可控的流動循環系統。可見明清以來“三江江南”與“《禹貢》揚州”、“《漢志》三江”、“魏晉江東”和“唐宋江左”等一脈相承，中江太湖流域成為江、河、湖、海水系循環的中心。所謂皖江漫漫，越水滔滔，吳波漾漾，正是長期以來皖南、蘇南、浙江分散水系逐步融成一體的新生態景觀，人化自然與自然人化有機互動，江南區域社會經濟文化皆因此得以持續發展。

二、江南地緣政治結構之轉型

從地緣政治上看，到明清時期，江南戰略地位發生了很大變化，影響了江南地緣政治的戰略大調整。明代長江下游，沿三江水道設置系列軍事重鎮，構成國家東南戰略樞紐。鄒逸麟教授《談歷史上“江南”地域概念的政治含義》一文，專論江南地區歷代政治地位變遷，重點討論明清“高度中央集權體制下的江南”及其國際樞紐地位的形成。如果將明清中國比作一個“孤島”，其“心臟”就是江南，它的空間形態雖在中國，但它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要素早已開始國際化和全球化，并通過空間層級互動與北方京畿宮廷聯為一體。公元16世紀初，葡萄牙人、西班牙人、荷蘭人相繼來到中國。1553年葡萄牙占據澳門，其后，西班牙、荷蘭和英國殖民勢力相繼東來。19世紀中后期，清朝東南海疆、西北邊疆同時危機，引發了清廷內部海防與塞防之爭。

隨著海上侵略勢力到來和東南海防的日益重要，國家戰略重心也向東南轉移。乾隆《江南通志》認為，如果以南京為江南之首腦，蘇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鎮江、嘉興、湖州、杭州、嚴州八府則是江南之“腹心”，安慶、池州、徽州、太平、寧國、廣德等皖南府州為江南之“脊背”，浙江紹、寧、溫、臺、處、金、瞿七府則為江南之“尻脊外蔽”。明嘉靖年間，編繪《籌海圖編》的鄭若曾又編繪《長江防御圖》與《太湖防御圖》，其《江南經略》中繪制46幅《江防圖》和29幅《湖防圖》，都是明代江南江河湖泊海防戰備圖。海防地位日益提升，促使中國地緣戰略發生整體轉型。

綜觀明清西北邊防與東南海防關系史，聯動互動發生多重變化。核心是“前庭”與“后院”位置顛倒，即明清東南沿海由“后院”變為“前庭”和“門戶”；其次是陸權與海權關系變化，鄭和下西洋、皇明籌海、海權時代開啟；三是國家守成與開拓關系變化，表現為“洋防”變“岸防”，戰略防守代替了戰略出擊。明代“防入”一變為清代“防出”，最后必致“塞防”與“海防”之爭。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，邊防塞防的根本問題是確保陸權，海防的根本問題是發展海權，一旦邊防危機與海防危機同時爆發，國家戰略資源的有限性使其不能二者兼顧，如何正確處理確保陸權與發展海權的戰略關系就成為難中之難。

三、江南地緣經濟結構之轉型

從地緣經濟上看，自明中期“銀禁”、“海禁”、“邊禁”等三禁開放后，江南社會經濟開始正式步入全球化與市場化軌道，中國社會早期近代轉型的經濟基礎在江南區域形成，表現為明清江南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并緩慢增長，江南社會經濟結構率先松動與緩慢轉變。在此基礎上，江南工商業進一步發展，率先步入早期工業化時代。全國各大商幫形成，紛紛云集江南市場。“江南的地域環境為商幫搭建了平臺，而商幫更造就了繁華的江南”。及至清代，正如冀朝鼎先生《中國歷史上基本的經濟區和水利事業的發展》書中所說，由于海禁開放和世界貿易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受到西方工業主義的影響而發生了巨大變化。隨著鐵路修建、工商業發展，起到列強經濟與政治行動基地作用的東南商埠，就成了強有力的經濟與政治重心，甚至每一港口都控制著一個主要區域。新區域地理輪廓上與老區域一致，“但經濟基礎、區劃涵義以及區域范圍則與老區域大不相同”。

這種“不同”的現象早在明代已露端倪。鄭和下西洋出海之港，“九夷百番進貢方物，道途相屬，方舟大船，次第來泊”。從明代“銀禁”“邊禁”與“海禁”三禁開放后，江南市場迅速擴大，對外貿易港口日益增多。隨著中外商品流通的不斷擴大，明清江南白銀流通迅速增加，進入了長達四百多年的“白銀時代”。西方商人將美洲白銀航運到亞洲，通過馬尼拉等東南亞貿易中心和澳門、廣州等港口交換江南貨物，使白銀大量流入江南地區。江南市場與國際市場聯系因此空前加強，形成了以江南為中心的東亞市場圈，被學者稱為“中國的心房”和“東亞的心房”。

“江南名郡數蘇杭”。 明代大學士徐有貞說蘇州號“天下三甲”，即郡甲天下之郡，才甲天下之才，學甲天下之學。至少在明代中后期，江南百工技藝及其時尚產業產品中，“蘇”字品牌取代傳統的“吳”字品牌而與“京”字牌產品競相媲美。“蘇造”、“蘇工”、“蘇作”、“蘇樣”、“蘇式”、“蘇意”、“蘇派”、“蘇鑄”、“蘇繡”、“蘇畫”、“蘇裱”、“蘇宴”、“蘇鐘”、“蘇燈”等帶“蘇”字頭品牌；與已有的 “吳戈”、“吳甲”、“吳劍”、“吳鉤”、“吳器”、“吳裝”、“吳冠”、“吳錦”、“吳綾”、“吳娟”、“吳箋”、“吳扇”、“吳幘”等帶“吳”字頭品牌競相流行，工藝技術和質量標準引領時代潮流。正如張翰《松窗夢語》所云：“自昔吳俗習奢華，樂奇異，人情皆觀赴焉。吳制服而華，以為非是弗文也；吳制器而美，以為非是弗珍也。四方重吳服，而吳益工于服；四方貴吳器，而吳益工于器。”

蘇天賜所作《江南四月》

四、江南地緣文化結構之轉型

“地緣文化”是指局部地理環境引起的社會、文化差異與因緣和合之關系。“文化江南”的立論前提雖是地緣文化結構的抽象空間，但其空間結構及其區域文化內在規律和模型則形成具體點、線、面加以支撐。所謂江南勝景，魚米之鄉，佳麗之地，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，遍地綺羅，盈耳絲竹，千百年來使人神馳夢想；粉墻黛瓦、磚雕門樓、水巷人家、亭廊樓臺、小橋流水，煙雨纏綿，風情難解，無不深深鐫刻成為景觀。天道與人文在這里奇跡般交匯成明媚靈秀的山水長卷，構成江南地緣文化結構的核心和靈魂。

首先，“江南文化”是古代吳文化、楚文化和越文化的重疊與融合。地緣文化學首先探討區域文化內涵特征及其發展規律。江南區域地緣文化包涵著古代吳、楚、越三大分支文化內涵。三楚、三吳與百越文化彼此重疊，在三江江南融合成一體，形成“楚辭”“越韻”唱“吳歌”的歷史旋律。一方面江南文化內部分為吳文化、越文化和徽文化幾個分支，另一方面“皖韻徽風”、“越韻浙風”和“吳韻蘇風”又共同構成了“江南文化”與“文化江南”的歷史底蘊。

其次，文化地理學從地理角度研究區域文化，著重研究文化傳統是怎樣影響人們生活空間的演化。由于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感受與理解不同，加上環境、物質要素、生產方式和社會習俗等方面的區域差異，文化要素必然會表現出種種不同階層不同區域的類型和個性，這就是區域文化發展的多樣性與統一性特征。表現在文學藝術及科學技術方面，出現江南大區域內不同區間文化彼此競爭與融合，流派紛呈。特別是江南各地學術發展，出現新安理學、吳中實學、桐城文學、浙東史學、皖吳經學以及太谷學派、泰州學派等爭奇斗艷，是江南區域文化一體多元的主要景觀。所以文化江南的時空界限，往往不限于近代江南的地理范圍，而早已成為風景秀美、氣候溫暖、安定富庶、文教興盛的地域代號，甚至有“塞上江南”和“塞外江南”的雅名美稱。

再次，如果說語言是文化的核心要素，那么吳方言就可以是江南文化的核心標志，以此劃定標準和方法來確定文化江南的地理范圍，已經獲得越來越多的學術認同。若以“吳語區”作為文化江南的范圍界定，又有狹義吳語區和廣義吳語區之別。狹義的吳語區通常以蘇州話為代表，因為蘇州話因聲音委婉動聽，有“吳儂軟語”的美稱，主要通行于吳中地區。廣義的吳語區主要指中國江蘇南部、上海、浙江大部分地區、江西東北部、安徽南部、和福建西北角，以及這些地區遷出的吳語移民區。

“三江江南”這種地理空間尺度上吳、楚、越相互融合，彼此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影響，形成各種復雜的互動關系，構成了現代江南地緣結構的豐富內容。說明“文化江南”與“江南文化”，既是長期的地緣結構變化的結果，也是古代吳文化、楚文化和越文化的現代圓融。

由此可見，通過地緣結構轉型看江南空間結構及其內容特點之變化，不僅透視了三江江南率先開啟社會經濟現代轉型的地域特征，而且也顯示了中國經濟重心南移以來，由于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的分離，江南的國家基石地位和分權制約的樞紐功能也在日益提高，充分說明地理環境是影響區域發展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因素。

作者：余同元（蘇州大學教授）

編輯：范昕

責任編輯：邢曉芳